【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而践行守望相助理念是这一重要课题的题中之义。守望相助是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由之路，是构建和谐地域关系的客观需要，是应对社会风险挑战的重要保障。在2019-nCoV疫情防控中，全国各地驰武汉援展现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优秀品格，而一些地方的邻避行为也表明以邻为壑的传统思维痼疾犹存。通过守望相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凝聚社会力量、推进区域共同发展以奠定物质基础、加强中华文化认同以构筑精神家园。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2019-nCoV疫情防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凝聚各民族精神力量、团结各民族共同奋斗、彰显国家治理体系优势中具有重要功能。在当今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而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则有待深入探讨。笔者2019-nCoV疫情防控为例证，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以邻为壑的邻避行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背离，守望相助的邻利行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有助益，必须通过守望相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守望相助的诉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观反映，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认同以及以此为基础产生的心理上的归属感等方面构成。梁启超有言：“凡遇一他族而立即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脑际者，此人即为中华民族一员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根基。当今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显著优势。强化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执行力，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势转化为实际效能，要求各民族各地区践行守望相助理念，和衷共济，团结协作，共同奋斗。

（一）守望相助是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曾言：“人是要有一定精神的。”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然。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兴，族无精神不存，国家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精神力量。《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云：“中华者，中国也。”这一解释表明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精神具有一致性。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凝练而成。有学者考证，“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随着疆域的拓展，中国境内不仅民族种类增加，而且各民族各地区交往更加频发，联系纽带不断增强。特别是近代以来，抗击外族列强入侵使得中国境内各民族各地区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意识更加增进。到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概念正式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中国境内各民族各地区成为具有共同文化、共同价值理念和共同历史使命的命运共同体，而贯穿这一命运共同体的红线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历久弥新、博大精深，守望相助是其不变的内容。正如习近平所言：“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56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过去，面对外敌入侵，境内各民族各地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保护家园；现在，面对天灾人祸，境内各民族各地区睦邻友好、同心协力、共克时艰。“守望相助，体现的是民族传统中的德性追求，展现的是天下大同的道义境界”。新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越是伟大时代就越需要伟大精神的引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践行守望相助理念，有利于各民族各地区人民在相濡以沫、同舟共济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守望相助是构建和谐地域关系的客观要求

历史表明，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若无制度保障，各民族各地区可能因为注重局部利益、忽视整体利益而成为一盘散沙，甚至导致共同体名存实亡。在我国制度体系中，宪法制度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因而是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制度保障。从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到现行《宪法》，新中国的历部宪法都根据我国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分布状况作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定，并将这一规定具体化为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上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样的制度设计表明中国境内各民族各地区是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分割的部分，各民族各地区的局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各民族各地区在平等基础上促进本民族、本地方发展，并由此形成增进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力。

由于历史原因、市场分割、政策空间、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发展呈现出差异性；而地方保护主义也是导致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地方政府太过于注重所管辖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情况，造成地方保护主义风靡，阻碍了资源与生产要素的流动，妨碍了区域市场的构成，给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如今，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制约和谐地域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和谐的地域关系以地域协调发展为基础，而地域协调发展离不开各民族各地区守望相助。先富帮后富、对口扶贫是各民族各地区守望相助的具体表现。习近平说过：“搞好对口扶贫工作……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不能不管其他地方，要共同富裕。”先发展起来的民族和地区对落后的民族和地区进行帮扶，带动落后民族和地区的发展，实现各民族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是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每一个民族应尽的责任，也是作为国家统一整体下的每一个行政区域应尽的责任。

（三）守望相助是应对社会风险挑战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曾借用狄更斯的观点表达对当今时代的看法：“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虽然理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今天的人类较之以往更能驾驭自己的命运，但自然和社会的运行不可能完全按照人们的理想模式进行，出人意料的现象时有发生，人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在当今中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施行为社会的有序运行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但社会风险并没有消除。2003年春天的“非典”疫情、2008年初夏的汶川地震、2019-nCoV疫情……这些事件表明在当今时代社会风险犹存。有学者将当今时代的社会风险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突发事件等社会危机”，另一类是“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公共服务等社会治理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风险”。因此，应对社会风险挑战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一个重大课题。

社会风险具有公共威胁性，对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秩序稳定以及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生活安宁带来挑战，可能会使众多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受到损害；社会风险具有跨界性，往往会突破地域限制而向更广范围的空间扩展，甚至会引发次生灾害而形成一个灾害链条；社会风险具有紧急性，要求迅速调动一切资源进行有效化解，应对措施一旦延宕则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可见，应对社会风险，个体的力量显得弱小，“地区壁垒”也不可取，只有各民族各地区立体联动、团结协作凝聚成强大的力量，才能消除风险、化解危机。守望相助是当今时代应对社会风险挑战的重要保障，必须“建立区域应急联动、流域应急联动”等机制，同时“加强各个相关部门之间的应急合作与协调”，对陷入风险境地的地区和人们施以援手，有助于他们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各民族各地区在应对社会风险的挑战中守望相助，使人们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家庭的温暖，体味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家亲”的幸福，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新时代各民族各地区守望相助的生动见证

——2019-nCoV疫情中各地对武汉、湖北的驰援

习近平说过：“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为各民族各地区平等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为各民族各地区平等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发展。如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各民族各地区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实思想基础，成为各民族各地区在面临社会风险时和衷共济、共克时艰的行动指南。在2019-nCoV疫情防控中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对武汉、湖北的驰援是新时代各民族各地区作为中国民族共同体成员守望相助的生动实践。当然，在疫情防控中也出现了邻避这种与守望相助相背离的现象。如今，2019-nCoV疫情逐渐离我们远去，终究会成为历史陈迹。但是，历史是一面镜子，对这次疫情防控进行回顾和总结，有助于未来各民族各地区人民更好地践行守望相助理念。

（一）全国各地驰援武汉、湖北展现中华民族大家庭守望相助的强大力量

2019-nCoV疫情是我国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该事件中各民族各地区联防联控共同战疫，见证了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优秀品格。众所周知，新冠病毒具有传播力较强、潜伏期仍具传染性等特点，最先暴发地武汉成为重灾区，也成为2019-nCoV疫情防控的主战场。2020年2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调研指导2019-nCoV疫情防控工作、在地坛医院远程诊疗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时指出：武汉、湖北“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胜之地”“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从2020年1月23日10时起，机场、火车站等离开武汉的通道暂时关闭。武汉“封城”使湖北以外地区大规模爆发疫情的可能性较小，也使得湖北以外地区具有驰援武汉、湖北抗击疫情的医护力量，因而党中央作出了各地驰援武汉、湖北抗击疫情的英明决定。

为了帮助武汉战胜疫情，党中央派中央指导组到武汉、湖北，同武汉人民、湖北人民并肩作战，对疫情一线防控工作展开全面“督战”，通过协调医务人员、协调防疫物资、协调技术支持等增强武汉防控力量。在中央应对2019-nCoV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和指挥下，各地医务人员开展了驰援武汉抗击疫情的行动。从除夕夜星夜驰援开始，各地医护人员纷纷背起行囊，一批批医务人员奔赴武汉一线。据统计，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地4.2万余名医护人员奔赴荆楚，与武汉、湖北医护人员一起同心聚力共战疫情。几十家单位密切配合、全国各地建设力量迅速汇聚，短时间内建好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军队不仅保证医疗物资和人员有效投送，而且4000多名医护人员闻令而动，奔赴疫情防控最前线。在医护人员向武汉、湖北集结的同时，资源也在向武汉、湖北倾斜，全国各地捐赠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等源源不断抵达武汉、湖北。正是各民族各地区人民与武汉、湖北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夺取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4月8日零时起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标志着疫情防控取得成功。

（二）疫情防控中的邻避现象及其对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消极影响

避邻（Not In My Back-yard，NIMBY）是人们基于对某个事件、某种情况可能影响本人、家人乃至本地方人的身体健康、财产安全的风险忧虑甚至恐惧而产生“不要出现在我家后院”的心理诉求进而进行情绪化抵抗的现象。这种基于人的自利性以及对风险的认知而产生的“只图自己一方的利益”的做法并非今日始，它是古代人“以邻为壑”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的延续。现代社会的邻避现象主要发生在环境领域，2019-nCoV疫情防控表明邻避现象也可能出现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有住宅小区采取的“锁死家门”这种“一刀切”的形而上学做法，致使“逆行”前进、奋战在抗疫前地的医护人员被拒斥在住宅小区外、有家不能回；有的地方在道路上堆石块、砌砖墙、挖路基，这种硬性阻断交通的行为妨碍防疫物质和生活用品的统一协调和调度。武汉是2019-nCoV疫情的重灾区，武汉人使一些地方避之不及，出现了歧视和排斥武汉人、湖北人的“出格”行为，有酒店拒绝武汉人乃至所有湖北人入住，有地方刷出了“不欢迎武汉人及鄂A车牌车辆”标语，有地方对所有来自湖北的车辆和人员无差别地“一律劝返”。

疫情防控中的邻避现象不仅妨碍全国各地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抗疫大局，也与守望相助的理念背道而驰，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众所周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需要让其成员认识到共同体的存在，同时认识到自己与其他成员休戚与共、福祸相依。这种认识可以来自思想教育和媒体宣传，但归根到底来源于亲身体验。正如毛泽东所言：“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如果人们从生活实践获得的亲身体验与已有的观念意识不一致，则这种意识就会因被怀疑进而动摇、消解。正如前面所言，疫情防控中非疫情地区对疫情地区的驰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守望相助的生动实践，各民族各地区人们从这一实践中可以获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良好体验，这种良好体验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然而，一些地方持着一种自保心态，单纯地从本地区利益出发，以邻为壑，堵路断路，阻隔交通，歧视武汉人。这样的邻避做法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应该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要求相背离，是地方本位主义的反映——毛泽东曾言：“‘'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从现实看，“很多时候，由于行政区划设置的原因，不同区域间不止存在空间上的界线，更有市场、公共服务的人为界线，甚至是心理上的隔阂”，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的邻避做法强化了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地域身份的认知，加剧了不同地区的人们由地域界线所造成的心理隔阂，造成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情感疏离。概言之，邻避现象是一种离心力，不利于铸牢动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三、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守望相助根基

国家要统一、民族要振兴、区域要和谐、社会要进步，就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传承中华民族精神、构建和谐地域关系、应对各种社会风险的挑战。历史和现实表明，守望相助具有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积极功能，而以邻为壑的邻避现象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消极作用。毛泽东指出：任由“以邻为壑”的本位主义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摒弃以邻为壑的思维痼疾，遏制邻避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夯实各民族各地区夯实守望相助之根基。

（一）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凝聚守望相助的社会力量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也是各民族各地区守望相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不仅创造出无数令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也使全国各族人民在共同奋斗中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恰正是各民族各地区守望相助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卓越的领导能力，而且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量。

在当今时代，高科技研发和应用大大增加了各地区发生重大风险事件的几率，而一个地区对于重大风险事件的应对往往是无能为力的，而地方本位主义使得其他地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以邻为壑，即便非风险地区对风险事件所在地进行帮助，如果缺乏统一协调，这种帮助也会因为无序而难以凝聚为强大的合力。2019-nCoV疫情防控又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民族各地区守望相助的核心力量。习近平不仅就疫情防控提出“要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切实做好工作”[23]的总体要求，而且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和具体部署。武汉、湖北是疫情防控的主战场，习近平多次对各地驰援武汉、湖北抗疫的工作作出指示。202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强调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以及广大党员英勇奋斗、扎实工作，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下，各民族各地区的人力、财力、物力在武汉、湖北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抗击疫情强大力量。

（二）以区域共同发展增强守望相助的坚实基础

民族关系、地域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利益问题，而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利益需求，民族利益、地域利益的差异有可能导致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前的龃龉。要使各民族、各地区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守望相助，就必须重视各民族各地区的利益诉求，使各民族各地区构成为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各民族各地区的利益诉求归根到底依靠区域共同发展来解决。区域共同发展是新时代全面建设小康的题中之义，也是各民族各地区守望相助的重要前提。人民日报评论部发表评论指出：“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我们就能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心同向，形成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如果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拉大，会造成欠发达民族和地区的心理失衡，影响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家庭的心理认同，导致民族关系、地区关系的龃龉，也会使得落后地区对其他地区守望相助因为缺乏物力和财力支撑而成为泡影。

这是人类发展中的普遍规律：“如果没有与发展休戚相关的所有的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在空头支票的掩饰下对他们进行剥夺，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区域共同发展，一是要求各民族各地区共同参与建设，坚持五大发展理念，要求打破地方本位主义，发挥各自优势和潜能，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合作互助、相向而行，群策群力形成强大合力，将发展的“蛋糕”做强做大，实现国家和区域经济全面和持续的增长；二是要求在发展成果的分配上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差距拉大，使各民族各地区共享发展成果；三是要求对落后民族落后地区进行帮扶，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先发展起来的民族和地区对后发展的民族和地区进行对口帮扶，在对口帮扶中“把帮扶思想素质的全面提升同帮扶项目、帮扶资金结合起来”，使后发展的民族和地区与先发展起来的民族和地区在共同奋斗中实现共同繁荣，从而各民族各地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三）以中华文化认同构筑守望相助的精神家园

仅仅依靠物质利益手段，不能完全解决践行守望相助理念所面临的的问题，还要通过精神层面来达成共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扎紧各民族各地区一体同心的精神纽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引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一观点揭示了中华文化认同对于各民族各地区构筑守望相助精神家园的重要性。中华文化是由中国境内各民族各地区人民共同创造的，凝练了各民族各地区的共同价值观念，是各民族各地区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之关系的精神纽带。因此，中华文化认同是构筑守望相助精神家园的根本途径，正如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所指出的：“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的发展中而吐故纳新。当代中华文化是社会主义新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国情，在扬弃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和发展，具有的民族性、先进性、科学性、大众性等特征。传统文化中的“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远亲不如近邻”等内容与新时代构建和谐地域关系、实现各民族各地区守望相助的现实要求相契合，必须加以继承使之成当代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各民族各地方在新时代的共同价值追求的集中反映，是新时代凝聚各民族各地区力量的道德基础和思想指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是新时代中华文化认同的根本，是各民族各地区睦邻友好、团结互助之精神保证。现行《宪法》第24条第2款作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明确规定，必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和践行，使各民族各地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南构筑起守望相助的精神家园。此外，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结构特征，应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 本文系国家社会基金“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向度与法律规制研究”、2020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校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理基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该文发表于《学习论坛》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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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何士青，1983年9月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1987年6月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考入该校哲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1990年6月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1990年6月——2005年12月，湖北大学工作，从事法理学、法律逻辑学、行政法学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曾任湖北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法律系副主任。期间于1996年9月——1997年6月在复旦大学法学院进行学术访问。2002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2005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2005年11月——2007年6月，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政治学研究，期间于2007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党校学校。2016年1月至今，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工作，承担本科生课程《法理学》、研究生课程《法理学专题研究》《法律方法》《宪法基础理论》《人权与法治》、博士生课程《法治理论与实践》等，曾任法学院工会主席，理论法学学科负责人、导师组组长、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