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英国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人数仍在持续快速上涨，英国政府在疫情治理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我院特邀请英国杜伦大学法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杜明，对英国抗击疫情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疫情对英国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述。

右四为杜明教授

杜明教授简介

杜明，哈佛大学硕士，牛津大学博士。现任英国杜伦大学法学院教授，曾任萨里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与学术主任。

杜明在中国长大，主要研究全球法律治理结构问题，并作为一名律师在纽约和北京执业多年。曾在ICLQ、JIEL、WTR、JBL等多家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在《中国国际法杂志》和《曼彻斯特国际经济法杂志》编委会任职。2019年4月兼任我校客座教授。

英国抗击疫情中政府权力

与公民权利的平衡

2020年4月12日，是英国封城满三周的日子，也是英国首相鲍里斯离开医院回家的第一天。三天前刚刚离开重症监护室的他在电视镜头前用嘶哑的声音特别感谢了48小时里不眠不休照顾他的两位护士，称自己一度处于极其危险的状况，呼吁国民在复活节假期里继续守在家中。而就在一周前的4月5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发表了她自任女王68年来第五次特别讲话，鼓舞民众士气。官方数据显示截至今天，英国共有八万四千二百七十九人确诊冠状病毒，一万零六百二十一人不幸去世。

无疑，作为一个人口不到7000万的岛国，英国仍在持续快速上涨的确诊和死亡数字是惊人的。不仅仅是数字已经远超了拥有将近14亿人口的中国，新冠病毒在英国的绵延之广更是匪夷所思。包括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英国首相鲍里斯及其未婚妻，英国卫生部部长，国家首席医疗官在内的众多政府高官确诊。英国政府指挥抗击冠状病毒、面对记者解释相关进展的四位主要领导，确诊了三位（现已康复）。

为什么会这样？从一月开始，英国媒体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广泛报道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以及后续的武汉封城等一系列措施。从二月开始，欧洲大陆的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等国家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爆发，三月初意大利已经采取封城措施。也就是说，在长达至少两个月的时间里，英国可以充分借鉴中国的经验，及早遏制病毒的传播和扩散，提前做好抗击病毒的准备。如果功课提前做好，又怎会有今天的窘迫。

首先，从英国政府到媒体对新冠病毒的传播性和毒性认识严重不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政府和媒体传递的公众信息都是新冠病毒就是一大号的流感，致死率很低，如果你身体健康，没有其他既有的严重疾病，那么根本无须过于担心，只要用肥皂勤洗手就可以了。鲍里斯首相身体力行，多次在镜头前展示如何洗手，叮嘱市民洗手应持续唱两遍祝你生日快乐歌的时间。三月初英国已有几十例确诊，但在公开演讲中，鲍里斯首相建议大家不要太当回事，他自己就没有，并举例自己到医院去看望病人，还亲自和确诊的病人握手。这些视频到今天再看，真是冷酷的黑色幽默。总之，乐观的舆论环境制造出了岁月依然静好的氛围，除了个人勤洗手的建议，整个英国社会的防护体系近乎为零。大批来自重灾区例如意大利的人群继续畅通无阻的自由出入英国，无隔离，无口罩，就连最基本的入境测温也没有。

其次，英国政府决策反复摇摆，进退失据。由于前期过于乐观，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确诊人数持续攀升。当意识到大规模传染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英国政府仍然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而是在三月中提出了群体免疫的理论，其核心逻辑是，英国的医疗系统无法容纳大规模确诊病人同时入院。但是，新冠病毒在人群中大规模传染后，很大比例的一批民众将会获得免疫力，这就使得其他没有免疫力的个体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拥有抵抗力的个体的比例越高，易感个体与受感染个体间接触的可能性便越小。面对病毒不作抵抗举手投降的政府表态震惊了英国和国际社会。数百名科学家联合签名质疑政府决策，要求公布决策数据和模型，世界卫生组织也批评了这一做法，其中部分可能已经被传染的大批人群开始迅速离开英国。在继续犹豫了一段时间后，英国政府终于在3月23日决定学习武汉的封城措施。但此时距武汉封城已经整整2个月，后续直线暴增的确诊数字证明最佳的窗口已经过去了。

最后，英国医疗系统效能低下的弊端。武汉抗击冠状病毒的经验已经清楚地告诉了世界，要尽早隔离疑似病例和大规模快速检测。但是，直至今天，疑似患者仍然是自我在家隔离，同时苦苦等待着医生的检测。经过种种努力，英国4月2日才达到了每日检测一万例，仅仅是德国的五分之一。政府承诺四月底日检测率可以达到十万例，能否达到承诺的目标，尚未可知。另外，首相鲍里斯在冠状病毒爆发前多次宣称英国优秀的医疗系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但媒体却持续报道了截至目前仍然存在的一线医护人员防护装备严重不足，大批被不幸感染的困境。

英国的全面封城是史无前例的。拥有170年历史的著名百货商店哈罗德，即使在二战中伦敦遭受疯狂轰炸时仍然坚持开门迎客，历史上第一次宣布暂停营业。封城仅三周，曙光未显，病毒仍在蔓延，但已经对英国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已经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是口罩文化。在中国和东亚地区，佩戴口罩预防呼吸道传染疾病是常识。在新冠病毒肆虐的环境里，要求在公众场合佩戴口罩是合情合理的，既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别人。但是偏偏在这一点上，西方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直至今天，英国政府的官方建议仍然是即使去公开场合，绝大多数人也不必戴口罩。其原因有二。其一，部分科学家认为，由于佩戴方式不正确，不及时更换等各种原因，普通民众佩戴口罩不但不能起到防护作用，还会增加风险。其二则是源于西方文化。当有人佩戴口罩，西方文化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已经患有极其严重的、可能会传染的疾病，应该远离这个人。你如果没有传染病，又为什么要特意蒙上自己的脸呢？这一直觉反应是根植在西方生活方式和文化认知里的，是小孩子从小就被如此教育和告知的。

新冠病毒的肆虐打破了这一文化禁忌。三周前刚封城的时候，我带着口罩去超市，其他人会狐疑而警惕的看着我，然后迅速走开。偶遇其他戴口罩的，必然是清一色的亚洲人。二周前再去，仍然没有人带口罩，但也已经没有太多人注意我的口罩，恢复了点头微笑的常态。同时，英国同事开始求援，询问有无途径可以买到口罩给自己和家人。今天再去，我已仅仅是众多带口罩人中的一个了。翻开报纸，佩戴口罩俨然已经是伦敦和巴黎的新时尚了。回想整个变化过程，这不仅仅是由于人的直觉支持佩戴口罩可以预防病毒，也不仅仅是新的科学证据指向佩戴口罩可以降低新冠病毒传播的结论，它也是不同文化碰撞，交融和吸纳的结果。

第二个是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边界的调整和再平衡。英国政府之所以在抗击病毒的决策上长时间裹足不前，除去对病毒危险性认识不足等原因外，其中一个深层次的政治因素是担心严格的措施对于市民生活的影响，包括对公民权利的限制，而类似措施极易招来反对党和公民权利团体的诟病。

宣布封城后，英国议会立法规定人们只有在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外出，其中包括外出购买必需的食品和药物以及每天可以单独或者和家人一起外出锻炼一次，违反者警察有权处以罚款。紧急情况下匆匆通过的议会立法自然不会过分详细，结果实践中出现了有人长途驾车到著名风景区进行锻炼或者去超市只买了一瓶酒后回家受到警察处罚的情况，一些警察局更是动用无人机拍摄在景区停留的车牌号码来阻止人们前往风景区，或者规定民众只能在距家五百米内锻炼的细则。结果媒体报道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前英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公开指责警察过度执法，交通部长也指出在个别情况下警察执法不当，高级警察官则表示如何具体执行法律无所适从，担心执法影响警察和民众的良好关系。几番折中之后，警察执法权明确确立，但要遵循交谈，解释法律和鼓励回家的程序。只有在执意不听劝告的情况下再执行罚款60磅的规定。对于具有公民社会传统的英国来说，在和平时期对个人权利有类似的限制是前所未有的。

目前看，政府权力的扩张和公民权利限制因为以安全为理由而具有相当的合法性，这也确认了英国社会安全可以是自由的例外的理念。在鲍里斯首相宣布确诊后，民众对执行封城措施的质疑降到了最低点。但是可以预见，随着封城时间的延长和疫情的逐步好转，新一轮对于封城措施是否过于严格，是否应当及早放松的争论会重新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