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习根指出，为了适应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制定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系列文件，推进实施“数字中国”战略，致力于促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文化诸方面的全面发展。数字中国战略秉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数字公平、包容开放、激励创新基本理念，释放出前所未有的人权价值动能。为此，应从数字中国强力赋能人权主体、深度更新人权客体、全面优化人权价值、高效促进人权发展四个方面进行解读。第一，数字中国强力赋能人权主体。人既自然人、社会人、经济人、政治人与生态人，也就是数字人。数字化生存是数字社会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数字身份、数字人格成为人权主体的全新特征和独特标识。第二，数字中国深度更新人权客体。传统人权客体主要是指物、智力成果等，数字技术催生出了一种新型的人权客体即数字信息。大数据成为数字时代最重要最活跃的人权客体。第三，数字中国全面优化人权价值。包括实现数字正义、增进数字利益、维护数字安全、保障数字自由。第四，数字中国高效促进人权发展。数字中国通过发展中国人权事业，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数字经济发展权、数字政治发展权、数字社会发展权、数字文化发展权和数字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权等一系列具体的新兴人权。

闭幕式上，汪习根教授受邀作大会学术总结发言。汪习根以“中欧数字时代人权保障面临的共同挑战及其愿景”为题，从六个方面总结了本次大会。

第一，嵌入数字人权多元视角。从法学、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新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的角度，对AI和人权进行了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的研究。第二，优化人权价值理念。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问题，探讨AI是否会替代人，AI是否会具有主体性？从法哲学和本体论的最高层面深度思考AI是否会像人一样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美丽灵魂和主体资格。第三，聚焦数字人权核心关切。在人权形式上，集中探讨了数字经济权利，就业与劳动权，信息无障碍权，数字健康权，文化教育权及文化艺术创作自由权、民主权利、隐私权、数字工商业与人权、个人数字信息权等。归结起来，要重点保护数字化生存权和数字化发展权。在人权主体上，重点保护数字脆弱群体，适应数字技术发展要求，尤其是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移民、少数民族等数字边缘人群。在人权位阶上，数字人权如何上升到宪法上的基本人权层面进行认知保护，要将纸面上、法律上的权利转化为现实和生活中的人权。第四，加强数字人权风险治理。数字技术为人权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但存在前所未有的人权风险，包括在微观上，个人信息泄露、侵犯隐私、虚假信息泛滥及被政治操弄、深度伪造、算法歧视与偏见、数字犯罪等侵犯人权。在宏观上，AI武器、大数据算法用于战争与冲突、以数字技术强化地缘政治、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恐怖主义等，导致数字垄断、数字鸿沟、数字殖民、数字霸权，严重侵蚀了人人共享人权的根基。第五，促进数字人权制度构建。重构数字世界的规范体系对加强人权保障具有重大意义。尽管中欧AI立法模式存在差异，但在保障人权上目标一致，都坚守以人为本，包容透明，平等公正原则。第六，拓展未来人权合作路径。为此，应坚持文明多样性，加强中欧乃至全球范围的学术对话与理论研究。应坚守数字包容，共同构建中欧数字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携手共同保障数字时代人人共享人权。